五卅运动是不是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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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五四运动是学生群体为主的，五卅运动是以工人为主的，而且时间上也有差距，五四是1919，五卅运动是1925年发生的

维经斯基的五卅运动

维经斯基在1925年5月16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就已经注意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份报告指出，“在国内反帝运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军阀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干涉的结果，中国的局势自去年以来一直孕育着人民时而在这个大国的这一地区，时而在另一地区发起暴动的危险”。

五卅运动爆发后的6月7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进攻》一文，对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表现进行了评价。文章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年轻阶级的巨大潜力和精力，赋有在社会中保

中共四大宣言 五卅运动的开展，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并“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去中国”。维经斯基接到指令后，即刻起程，第三次赴华，于1925年7月初抵达中国。瑠就到达中国后的工作情况来看，维经斯基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五卅运动。

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维经斯基经常在自己的住所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和张国焘举行会议，讨论形势，制定政策。瑢除主要在上海开展工作外，维经斯基还得去北京与加拉罕秘密沟通、协商。当时，加拉罕在北京，琐鲍罗廷在广州，维经斯基在上海，由于前二人有正式使团的外交身份，而苏联鉴于多种因素考虑，并不愿意牵扯过多。瑶因此，由维经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就很正常了。 1925年6月25日俄共(布)政治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就在同一天，针对上海总商会在6月20日决定的“初六日开市”，瑧上海总工会向各工会发出通告：“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人决不上工，坚持到底，非达到完满目的不止”。瑨但是，由于7月以后大中学生放假，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情绪也开始低落。全国反帝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因此，维经斯基7月初到达中国后，主要的工作就在于如何坚持上海的罢工。为了“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维经斯基曾“全力以赴地要把北方发动起来”，以与上海的斗争相互呼应。但是，在维经斯基看来，这种“北方发动”并没有收到预计的效果。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一是中国各工人运动的中心相距遥远，交通联系差；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薄弱。

随着运动的发展，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也已经认识到“运动正在走向低落”。于是，在1925年7月28日的会议上，中国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的“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决议，指出：“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 上述中国委员会的指示迅速以电报的方式，在7月底左右传达到正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手中。收到指示的第二天，维经斯基立即赶往北京，并于8月3日到达北京。8月4日，维经斯基和加拉罕一起“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对上海和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这个“行动纲领”的基本原则就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维经斯基和加拉罕具体的设想是：先提出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的要求，为同外国企业主的交涉打下基础，同时声明工人不得不退让的主要原因是“张作霖实行反民族的反动政策”;一旦要求得到满足，工人就返回工作岗位;要通过工会理事会宣布，将支持北方政府、并要求北方政府与南方国民党政府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维经斯基认为：“把带有民族政治斗争性质的总罢工从提出全国性要求的高度降到主要提出经济要求，从而通过这种作法创造同外国企业主开始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也使这次罢工的前途变得更加明确”。在运动转入低潮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维经斯基的工作非常忙碌，以至“一天也不能离开上海”，在北京停留“只有一天半时间”，于8月4日当天赶赴上海，与中共中央商量如何贯彻执行与加拉罕业已制定的“行动纲领”。1925年8月10日，在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发布《告工人兵士学生》书，上述“行动纲领”的主旨就是在这个宣言书中得到体现。它指出：“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国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这种反抗运动“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天天封闭团体，逮捕工人学生”；因此，在目前“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宣言书提出：“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

于是，上海总工会立即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复工问题，并发表宣言，称：“自罢工伊始，即屡次宣言，苟利国家，虽肝脑涂地，亦义无再顾……然工人等默察国内外之大势，与夫二月来奋斗之经验，既无有力之外交，又乏武力之后盾，徒以赤手空拳与强敌相持，外人且乘我之疲惫而益进逼。故窃谓工人既以二月之罢工，表示其决心及团结之毅力于前;当更有以继续其战斗以竟解放中国之全功于后。惟此长期之斗争中自不能不审定步骤，先谋部分之解决”。陈独秀也于1925年8月23日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 为准备长期斗争，维经斯基提出“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把工会和一切工人组织集中起来并从组织上加以固定的工作上”。瑠从1925年8月19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上海工作的具体设想，主要有：

1、使基层工会的管理委员会、即罢工委员会变成工厂委员会;

2、使上海总工会(按:维经斯基称为工会理事会)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更集中的战斗的执行机关;

3、在各级工会组织中加强共产党党团的影响力;

4、成立工会组织的地下机构和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

5、吸收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的队伍。同时，维经斯基还提出：“立即通过派出教官和组织者的办法把上海的经验传播到其他大城市”。

各工厂陆续复工后，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书，指出，“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瑢维经斯基在9月28日的书面报告中，谈到：“我们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做了准备，建立了工会的地下机构，通过我们的党团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建立了党团与党的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琐所以，虽然总工会被封闭，党与工人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中共上海区委于总工会被封闭后的第三天即9月21日召开会议，议决举行上海工人代表会议。瑶9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总工会遭封事件之宣传大纲》。同一天，“代表全上海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上海工人代表会议由“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等数大工人团体发起”召开。

随着五卅运动的接近尾声，维经斯基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走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准备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并拟定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 1926年2月21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解放运动的总结和近期前景》一文，旨在“对著名的上海事件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作出一定的总结”。文中，维经斯基列举出的五卅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国民党的空前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人阶级表现出的先锋作用、中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劳动群众愈加同情苏联。维经斯基还指出，那种认为“中国的革命浪潮正在低落下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五卅高潮虽然过去了，但“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